破晓时分，天麻麻亮。北海电建渔港内一艘艘渔船回港靠岸，一群群商贩涌向岸边海鲜市场，卸货的号子声、买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这里是我国传统四大渔场之一的北部湾渔场。

“今日起网百几担哩，鱼虾蟹鲞满船爬啰。叫声炊事准备好哩，工作完毕食晚饭啰。”84岁的周廷珍唱着疍家咸水歌，也唱着自己和姐妹们的传奇。

63年前，北部湾诞生了一支妇女海洋捕捞船队——北海外沙妇女号，周廷珍是其中一位船长。这些女船员驰骋远洋捕鱼生产，开创了北部湾渔家妇女专业远洋捕捞先河。

她们是海的女儿，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滋养着一代代渔家儿女。

妇女闯出一片海

“我们领着男船队一样的包产任务，从组建到解散，妇女号的产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63年前，也是这样的清晨，在同一个渔场的外沙港，外沙妇女号扬帆起航。

1958年7月17日，当一对破旧风帆船起锚的那一刻，船上21位妇女无比激动，她们翻开了北部湾渔家妇女专业远洋捕捞的第一页。

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激励下，从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女飞行员到女船长……中国女性的职业潜能得到空前大解放。

外沙妇女号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孕育而生的。“这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男女同工同酬体制下诞生的一支妇女远洋捕捞队。”原外沙公社党委副书记谭大庄说，妇女号的组建冲破了女人不直接从事捕鱼生产的传统禁忌。

“吃死米，坐沉船”，这是形容女人上船不吉利的当地话。船员杨明凤说，即便是以海为生的疍家人，过去女人出海都是做炊事员，是不到甲板上直接从事捕鱼作业的。

一群女人冲破藩篱出海打鱼，不能单凭一腔热情。远洋捕捞不仅要掌握升帆掌舵、拖网起鱼等技能，还要应对恶劣天气、机械故障。航行之初，公社为妇女号挑选了10名男社员，安排在大工、副大工、桅尾工等重要岗位，为妇女号提供技术支撑。

“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我们硬着头皮上船边学边做，后来也有女人担任部分重要岗位。”周廷珍刚登船时21岁，从1958年底开始担任船长，直至1982年妇女号解散。她白天练习上桅杆，夜晚行船时与大工学使舵。

周廷珍说，在苦学技术外，女人出海要过三关：家庭关、晕浪关、讽刺打击关。

生了娃的女人，最难过的是家庭关。不少船员妈妈都有过带孩子上船的经历。周廷珍背着孩子上船作业，孩子到了读书年龄就寄养在亲戚家。

风浪一起就晕船的反应，杨明凤至今还克服不了。“那时一边吐还要一边吃，不吃东西哪有力气干活。”说起这个，杨明凤条件反射地咽了咽口水。尽管她1979年已上岸，她和一群新船员每次吃饭都要将一个提桶放在脚边装呕吐物的画面，时隔42年仍挥之不去。

“女人出深海真是笑话，在岸上缉麻、织网、做家务还差不多。”“妇女出海，我看连菜鱼都捞不到吃。”“大风浪来时她们又要我们去帮助，耽误我们生产时间。”周廷珍坦言，妇女号热闹出航的背后，还伴随不少冷言冷语。

“妇女号的生产证明，女人不能出海的论调已经彻底破产了。”北海市档案馆内，周廷珍的一份发言材料写着：1958年，妇女号诞生的第一个年头，共捕鱼2151担，成为全市产量最高的一对渔船(妇女号两艘一对)。1964年，由于筹建机帆船9月份才投入生产，第四季度生产1497担，完成计划的95%。

“我们领着男船队一样的包产任务，从组建到解散，妇女号的产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周廷珍非常自豪。

风浪一过，当其他船队还躲在港口望风时，妇女号已经起锚出港。风帆船没有风行不了船时，妇女号的船头船尾排满了人，拿着各种各样的钓具开启钓鱼竞赛，这使得妇女号在无风情况下依旧有产量。

喊着“长摆海，争海工”的妇女号，常为了提高产量而延长海上作业时间。起初的风帆船最长出海半年不回航，由外沙大队派出一条大运输船，运送油盐米等补给过去，再把鱼货运回来。后来的机帆船，一个月航行两次，回港后是第一天休息、第二天取冰、第三天出海。

妇女号的荣誉在《北海市志》(2002年版)可窥见一二：1958年12月，外沙妇女号渔船荣获“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称号;1971年，外沙大队被原国家农林部评为“全国19个渔业先进典型”之一。

妇女号有3名船员产生了4种代表身份：周廷珍是全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黎玉芳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王秀英是全国群英会代表。

“响应号召上船时，哪能想到像我这样普通的渔家妹，有一天能够到北京参加会议，还获得荣誉。”苍老的双手摩挲着“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章，72岁的黎玉芳感慨。

劈波斩浪的岁月

两船相隔二三十米，动作不利索容易掉进海里。风浪一来，作为落点的船就随风左右摇摆、随浪高低起伏

风浪不会袒护女人的船。常年海上作业，她们不畏惊涛骇浪，妇女号依旧闯深海、战风浪。

搭载她们乘风破浪的船只，在大风浪中是脆弱的。妇女号使用的第一对风帆船是破旧的儋州船，遇到大风浪，海水不断往船内漫进，船员就要不断往船外戽水。为此，她们自嘲“一日戽水一千几百斗”。

用风帆船打鱼，既常见又危险的动作是“过卡”和“回卡”。两条渔船搞拖网作业，每次起网，下网的“母船”要放几个人到不下网的“公船”里帮忙。抓住桅顶垂下的绳索，从“母船”荡到“公船”是过卡，反之是回卡。

周廷珍介绍，两船相隔的距离在过卡时有20多米，回卡则有30多米远，动作不利索容易掉进海里。当风浪一来，作为落点的船就随风左右摇摆、随浪高低起伏。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周廷珍，谈起曾经遇到的12级台风仍然心有余悸。那是1961年9月间，台风报告骤然升到12级，原本在北部湾作业的妇女号驶进小港抛锚，没过一会儿绳索和铁锭就被巨浪打掉。

渔船随着巨浪飞出去，在即将被一块大石头撞破、千钧一发之时，掌舵者使尽力气转舵，恰恰躲开。“算是从阎王爷手里讨回了命。”周廷珍说，而这场风暴带来的劫难才刚刚开始。

风力剽悍，渔船不受控制，只好从船头放网，等网张开刮着水，让船不要“飞”得那么快。“当时我们已经换了第二对风帆船，是全大队抗风能力最强的马罗船，在海浪滔天中只能算是大海中漂浮的洗澡盆。”周廷珍说，一波大浪过去，8只小艇就被吞噬了6只。

随风漂流的渔船，遇到近半海里的暗礁，既没有浮标也没有灯光。“突然间，船头有人喊渔船下风角有块颜色不一样的水域。那就是暗礁，快要撞上了!”周廷珍说，后一只渔船船头跟着前一只渔船船尾拼命转舵。就这样又躲过一劫。

船漂到一座小港时，大家又面临生死攸关的选择：是在这个小港抛锚过夜，还是离开去安全的港口?周廷珍说，尽管前行航道很窄，妇女号最终决定继续前行。

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同样来自北海的另外两条渔船选择停留在那个小港，在回风时沉没了。而一路经历十几个巨浪的妇女号，被顺势推进港口。“后来我听说，很多渔民在那场台风中失踪，妇女号失联好久，家里人都以为我们……”说到这里，周廷珍陷入沉默。

“每次经历危险后，大家都会问妇女号还敢出海吗。我们当然还敢，以海为生的疍家妇女可是海的女儿。”杨明凤说，不少姐妹即便怀有身孕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直至临近分娩。

也有来不及回港生孩子的。一次航行中，未到预产期的张华凤突然感到肚子阵痛，妇女号立即掉头返航。走了十几海里，新生儿就已娩出。在海上诞生的这名男婴，被他的母亲取名“海生”。

黎玉芳的小儿子杨海韵是回航第四天诞生的。“你知道挺着大肚子在船上摔跤像什么吗?”黎玉芳双手比画着，“像个皮球在甲板上轻弹”，甚至还掉下过桅杆。

“轻伤不下火线”，是船员们的共识。几乎每位船员都受过伤生过病，但没有一位船员提出让缺医少药的渔船提前返航。

5级风浪不回港，6级风浪照撒网，7级风浪勉强生产，8级风浪回港避风。这是妇女号的工作常态。

渐渐地，妇女号开始用“机械武装自己”，去对抗风浪。在载重70吨的机帆船作为第三对船被淘汰后，第四对船是载重84吨的冰鲜船，即带冰出海生产冰鲜的机帆船。“当时整个广西集体渔船里，我们妇女号就是第一对冰鲜船。”黎玉芳经过了专门培训，驾驶机帆船。

岁月更迭，船和人都在更新换代。人与大海的关系也愈加熟悉与和谐。周廷珍说，妇女号出海24年，共使用两对风帆船、两对机帆船，历经200多名船员，没有出现重大事故和人员伤亡，每每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妇女号上岸后，船员们各奔东西，或从事渔业加工，或照顾儿女，共同劈波斩浪的耕海岁月，在平淡的生活中已成为最有滋味的回忆。

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共产党员就是这样子，都有着无比刚强的精神铠甲。当危难来临，总是第一个冲锋，去迎接最前面的风浪

“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杨明凤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同一天提交的还有上船申请书。申请日期她张口就来——1976年9月11日。

由于一些女船员过不了家庭关，纷纷上岸，妇女号一度人手短缺。为此，时任外沙大队团总支副书记的杨明凤带头申请上船。提交两封申请书的第三天，杨明凤如愿登上妇女号。与她一起递交申请的，还有10名高中毕业生。就这样，妇女号度过了人员难以为继的关口。

在妇女号工作期间，一次杨明凤头部受到重伤，当场不省人事，醒来后只是简单处理伤口，第三天就开始干活。“我怕影响生产不愿意返航，就装作没事的样子。”杨明凤说，15天后返航，她才匆匆去买了两瓶药，以至于留下伴随多年的眩晕症，如今年纪越大症状越重。

妇女号船员们说，共产党员就是这样子，都有着无比刚强的精神铠甲。当危难来临，总是第一个冲锋，去迎接最前面的风浪。

船员黎秀英是一名群众，最佩服的人是黎玉芳。在黎秀英眼里，黎玉芳不仅精通船上工作，还有胆识，有什么困难都冲在前头。一次，渔船机器故障，需要去另一条船上拿零件。风急浪高，黎玉芳乘坐的小艇几次被翻涌的浪头抛起，她硬是凭着过硬的摇艇本领，顺利完成任务。

“船摇一寸，桅摆三尺。”一次，当狂风暴雨把船桅扯帆的绳子打断，黎玉芳二话不说爬上十几米高的桅杆，在令人眩晕的摇晃中把断绳接好，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黎玉芳说：“我是共产党员，在危难时刻就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1971年上船前，黎玉芳还是一名女民兵。“党吩咐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当时我还没有入党，但我们年轻人服从党的领导。”上船后，她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76年还担任了船长。

每一任妇女号船长都是共产党员，她们在船员中开展“一队红”“人人红”比学赶帮活动，掀起学技术新高潮。

杨明凤上船后担任辅导员，指导船员看书读报。黎玉芳上船前并不认得几个字，最先学会的是“中国共产党”。黎玉芳说：“我上妇女号后，有文化的姐妹教读书，才会写自己的名字。”

先进思想潜移默化地润泽船员，吸引亲眷加入妇女号队伍。在船上，有母女，有姐妹。黎秀英就是被大姐黎秀莲吸引而来的，“大姐曾在妇女号上担任轮机员，我非常羡慕，就主动申请上船。”后来黎秀英成为副轮机长。

《北海市渔业志》记载：“继1958年7月17日外沙妇女号扬帆出海后，女人涉足集体海洋渔业长航生产已是常事。”

据介绍，目前北海市有渔业从业人口约21.4万，其中女性6170名。

在以旅游闻名的北海市涠洲岛，64岁的周万娇一直与丈夫结伴出海打鱼，从1984年坚持至今。夫妻主要打捞游客喜欢的海鲜，为一家人带来不错的收入。她所在的滴水村，也有不少像她一样的渔家妇女。“说女人出海不吉利的话，现在听不到了。”(记者胡佳丽、黄耀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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