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农信社改革的深化之年，继全国最后一家二级农信社改制完成后，我国农信社改革进程不断提速。12月8日，据太原市金融办发布的信息，7家发起人拟设立太原农商行，就在不久前，我国最后一家二级法人农信社也顺利实现向农商行的跨越。“变身”农商行意味着银行经营将更加规范，经营能力也将逐步提升，但很多改制后的农商行依旧存在“翻牌不改制”的根本性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农信社改制农商行要以此为契机，理顺管理机制，通过数字化提升业务效率和用户体验。

农信社改制农商行进程提速

农信社改制农商行，是监管部门对于深化农信社改革的路径部署，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我国农信机构合并重组不断提速。12月8日，来自太原市金融办发布的消息，当日，太原农商行发起人协议签约活动举行，7家发起人代表介绍了企业情况，并签署了太原农商行发起人协议。

山西省农信社的改制由来已久，2015年7月2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山西省地方金融改革框架方案》指出，稳定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到2020年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为农商行，同时完成太原农商行改制。

从公开资料来看，此次参与改制的为太原城区联社，该联社成立于1998年3月22日，注册资本为1.7亿元，是太原市发展历史最久、业务规模最大的地方金融机构。发起人协议签署，也标志着太原农商行筹建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

作为服务三农、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生力军”，丢掉以往包袱“抱团”合并重组成为农信社改制的常态。就在不到一个月前，11月21日，汕头海湾农商行挂牌开业，该农商行是在汕特联社、汕头经济特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营业部、汕头市金砂农村信用合作社等9家法人机构基础上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方性股份制银行业金融机构，也标志着我国最后一家二级法人农信社改制完成。

对农信社改制提速的原因，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农信社是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主力军。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明晰股权，引入新增资本，有利于提升业务竞争力防范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2020年由于疫情的原因，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而“三农”和小微的金融需求也更明显，由此，从近期的情况看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又有加速迹象。

不良处置、经营战略转换待解

县级农信社组建成立市级农商行，无疑是中小农信机构抱团抵御风险的表现，从各地政府的口径中就能一窥究竟。

彼时提出改制，山西省希望加速高风险农信社处置进程，到2016年6月底，全面完成高风险农信社改制工作。夯实发展基础，到2020年末，达到全省农信社不良贷款率降至10%以下，风险拨备150%以上。

而汕特联社则是由于错过前两轮改制导致改革已滞后其他农村信用社改革长达15年之久，是全国唯一一个二级法人和尚未发行专项央行票据的农村信用社，同时也为了化解地方金融的历史遗留问题。

“变身”农商行意味着银行经营将更加规范，经营能力也将逐步提升，相应的银行经营业务范围和银行规模也将逐步扩大。但同时也要看到，改制后的农信社普遍存在股权结构不清晰、内部治理缺位、经营水平与风控能力不够高、展业过程不规范等多种问题。

农信社改制成为农商行，不简简单单只是换个牌子，而要按照市场要求转换经营机制。在看懂研究院研究员卜振兴看来，改制是大势所趋，无论是从自身发展还是支持实体经济方面，改制都是势在必行。农信社在票据、理财、信用卡等业务方面都受到限制，而改制可以突破这一限制，促进农信社发展。

他进一步指出，同时农信社“变身”农商行还面临不良资产的处置化解、沉淀贷款的激活和利用、经营战略的调整和优化、流程和制度的重组和发展四大问题。而防范化解风险一靠制度，二靠流程，三靠系统，四靠人才。

通过数字化提升业务效率

从老问题和新矛盾来看，通过改革重组多数农信社实现了转变，但很多改制后的农商行依旧存在“翻牌不改制”等问题，不能很好地从银行治理、资本管理、薪酬激励、高管选聘等方面进行机制转换。

改制后的农商行如何持续推进转换经营机制，不仅只是“形似”而“神不似”。“农信社改制农商行，要以此为契机，理顺管理机制，立足本地市场，发挥网点等优势，并且业务的数字化也应提上日程。”于百程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农商行要通过数字化提升业务的效率和用户体验;另一方面在本地，农商行也面临其他金融机构互联网业务的竞争，一些农商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用这种方式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是当下普遍采用的一种合作方式。

正如卜振兴所言，改制之后，应树立服务大众，服务实体尤其是当地经济的理念;推进体制机制建设，构建现代化的企业治理结构和治理架构;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管理，在用人、用财等方面提升管理的规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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